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是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深植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理论沃土，承继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智慧结晶，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创新实践，呈现出清晰的理论传承与深厚的时代意涵。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内核，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中“人”的复归与升华，即以“现实的人”突破“抽象的人”，以“文化的人”扬弃“物化的人”，以“全面的人”取代“单向度的人”。这一人本思想不仅为推动经济学的“人文回归”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也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悖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更在增强世界发展“人文韧性”中彰显出中国智慧与时代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兼顾经济效益与人类福祉、物质发展与精神成长的新型经济理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一发展范式突破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重点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福祉，揭示了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深化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是中国正在践行的新发展范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人文经济学展开了深入探讨，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层面：一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如，韩喜平等认为，人文经济学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汲取和转化、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创新。任平强调，人文经济学不仅是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合的理论成果，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二是人文经济学的内涵特征。如，郭志伟指出，人文经济学将经济学置于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主张经济学向人文回归，重点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刘芳认为，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本特征表现在人文与经济的融合共生，研究对象则呈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导向。三是人文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如，白永秀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导论、历史、主体、关系、发展、文化、富裕和展望等八个篇章。桑明旭[8]强调，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系统阐明人文经济学的出场背景、思想渊源、本质内涵、核心概念、轴心原理、实践样本、方法论和思想史等基础知识内容。四是人文经济学的实践路径。如，张佑林[9]指出，人文经济学主张以文化创新为抓手，依托乡村文化振兴、区域经济转型、城市高质量发展、世界文明互鉴等四条路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实现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终目标。董辉等认为，人文经济学致力于通过设立复合型发展目标、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促进经济活动与文化要素的深度交融，进而实现人文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可以发现，学界围绕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更多聚焦于人文经济学本身的内涵阐释与体系建构，鲜少关注“人本思想”这一标识性概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最鲜明的理论特色，正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刻理解并系统把握这一人本思想，对于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意义。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本思想的理论渊源、内涵要义与时代价值。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三个维度，梳理人本思想的理论渊源；其次，从“现实的人”的底层逻辑、“文化的人”的理论内核、“全面的人”的现实目标三个层面，诠释人本思想的内涵要义；最后，从推动经济学的“人文回归”、破除现代化发展的“人文悖论”、增强世界发展的“人文韧性”三个向度，论述人本思想的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一）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人民不仅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范畴，更是其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人民主体思想。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也是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根基。在批判黑格尔抽象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突破了将人抽象化的理论局限，提出“现实的人”这一关键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进而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劳动异化现象，批判了资本逻辑的逐利本质使劳动者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决定性因素，应当成为一切劳动创造成果的拥有者和享有者。

二是人民利益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不仅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深层动因，也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提出了“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样态。马克思主义能够赢得广大劳动人民的认同与追随，根本在于它揭示了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根源，并致力于建立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精神境界显著提升、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人类解放思想。人类解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消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遭遇的各种禁锢和束缚的过程，是现实的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只有在“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物质生产的根本指向不再是资本增殖，而是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实现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一生革命事业所追求的至高价值目标，唯有达成这一目标，人才能彻底摆脱异化与奴役，真正恢复自身的主体地位，进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综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福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本思想的理论来源，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伦理思想，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和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重民、富民、乐民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民本”一词源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含义为民众乃国家之根本，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西周时期，《尚书·蔡仲之命》有言“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主张统治者必须把百姓的实际利益放在第一位，才可能获得百姓的拥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很重视“人”与“民”的重要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思想，均警示统治者注重体察民意、体恤民生和凝聚民心，实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二是“富民在先”的富民思想。《尚书·大禹谟》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意在强调统治者应当关注民生疾苦，体恤百姓，确保人民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古代思想家提出利民、富民、养民等一系列主张，致力于使民本思想真正落实到维护和增进人民的实际利益上。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揭示了人民对富裕生活的内在追求。孟子提出“制民之产”，推动民众更好地从事生产以减轻生活负担（《孟子·梁惠王》）。管子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阐明了人民富足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则体现出儒家主张“均无贫”的财富分配观。

三是“乐民之乐”的乐民思想。《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君主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政治理念。中国传统思想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往往蕴含着“乐民”的愿景，如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的理想社会，儒家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荀子倡导“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荀子·王霸》）的王道乐土。另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强调统治者需要具备“忧民之忧”的同理心，真切地体察民间疾苦，方能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拥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赋予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扬弃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将“民本”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人本”思想。

（三）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担当起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坚定支持，积累了丰富的人民观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再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人民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关键推动力，也是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强调：“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以更有力的行动和更坚定的信念，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思想，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彰显出依靠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立场。

二是确保人民利益至上。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时刻关心民生疾苦，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面对改革发展的新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19]37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并将该理念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

三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带领人民群众走上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其根本出发点在于解决人民生存和发展难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指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必须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胡锦涛同志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他们不断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创造历史伟业的核心价值关怀。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科学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论断的人本思想，是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曾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内核，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中人的复归与升华，即以“现实的人”“文化的人”和“全面的人”取代了“抽象的人”“物化的人”和“单向度的人”。

（一）底层逻辑：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的自我理解与制度辩护，将人曲解为“抽象的人”，遮蔽了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能力。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劳动，提升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者数量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两大基本方式。这一观点突破了重商主义将财富来源局限于流通领域的狭隘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具有革命性意义。然而，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更多停留在物与物的关系层面，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没能揭示出物与物交换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虽然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但将人视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未能真正把握人作为社会关系承担者的深层本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点，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错误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压迫和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抽象个体主义的研究范式，揭示了人的发展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现实的人”这一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原点和研究主线。

第一，“现实的人”属于客观历史范畴。“现实的人”既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自然的人”，也不是抽离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的人”，而是自然和历史的统一体。唯物史观的核心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反对以某些范畴或概念机械地定义人。第二，“现实的人”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现实的人”不仅是历史的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人。马克思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说，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改造环境和创造财富，推动历史前进。第三，“现实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并非脱离社会孤立存在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形式或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主体。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体现为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是由人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因而个人的样态决定了这种社会联系的具体形式。因此，人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积极探究与科学定位，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西方人学传统中从“类本质”抽象演绎人的旧范式。他将人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主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矛盾，科学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人学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性变革。

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重点关注人在具体历史与社会情境中的实践逻辑，是“现实的人”理论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转化与理论呈现。它不仅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理论根基，还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精髓，同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要求的内在统一，从而开创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研究新范式。

（二）理论内核：从“物化的人”到“文化的人”

物化现象生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物化理论，正是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有力批判。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劳动力等特质的物化。马克思[29]123指出，“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人格、良心、名誉等属于人的特质的东西，在商品关系当中也被物化为商品。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指出，“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三是人性的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物化的社会中，人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物的固有属性，那么生活在物化社会中的人所呈现出的人性便也是物化的了。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的人”作出了进一步诠释，并且认为随着商品交换形式深刻嵌入人类教养过程，应该在工具理性所建构的现实世界与因相对主义盛行而沉沦的市民社会中，重新激活人的文化想象，从而追求一种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方式。在卢卡奇看来，物化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超越物化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斗争。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逻辑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片面追求市场效率与资源配置最优化，最终造成人与物关系的颠倒，资本扩张掩盖了人的价值，人的福祉也被置于经济发展目标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以“文化的人”取代“物化的人”，强调人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人文缺失。“文化的人”不再将个体视为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孤立的理性主体，而是将个体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主张人的行为受到情感归属、文化认同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文化的人”追求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人文经济的落脚点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文化的人”的塑造过程。第二，“文化的人”强调以文化赋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将文化贯穿于经济发展进程，突出经济发展中蕴含的价值导向与文化力量。在这一范式下，文化发展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而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第三，“文化的人”强调以经济发展支撑文化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认为，物质条件与技术手段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基础保障。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为文化建设、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同时把人、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整体，通过“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人文关怀”等新术语，将人文精神、道德等要素纳入经济分析框架，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中立”神话[34]。它不是单纯注重以经济或者文化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而是强调经济、文化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中的不可分割、相互转化的关系。总之，“文化的人”强调文化和经济是人的两大基本面向，既关注人文因素的经济效应，也重视经济增长的人文指向，最终在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人的解放。

（三）现实目标：从“单向度的人”到“全面的人”

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人被简化为只注重物质追求而缺乏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解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正是人发生异化、沦为“单向度的人”的根本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从人的本性解放、人的自主性等立场出发，对发达工业社会展开了深刻批判和揭露。他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其强加于人的束缚也就越多，这种社会最终造就了仅有物质生活而缺乏精神生活、丧失创造性和否定性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区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其中，虚假的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真实的需要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发达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赋予人的幸福实际上是“虚假的幸福”，人们沉迷于物质层面的满足，安于当下的生活状态，不再追求精神层面的需要和满足，从而沦为这一病态社会的拥护者、肯定者和维护者。

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根本超越，不再将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价值目标，而是将经济发展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构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全面的人”包含多层面含义：一是指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能够使自身先天具备与后天获得的各种能力均得到自由发展的人。人的能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使人能够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表现和形成与人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这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产力，还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三是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的需要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开展活动的目的和动力。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而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一定的需要的满足为前提的。四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的个性是现实的个人在实践活动中呈现出的独特性，而这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内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注重考察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对人的发展状态带来的深刻影响。遵循这一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物质资料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中的运行规律，更加重视不同群体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旨在建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将研究重心从单一的物质财富维度扩展至社会整体福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多元维度。经济增长的价值不再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在于创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直面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可持续性难题，系统回应了长期以来人文与经济难以深度融合、彼此割裂的突出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为经济学研究贡献了新的范式，也在实践层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推动经济学的人文回归，创新经济学研究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受限于“理性经济人”假设，逐渐背离了人文传统，建立起服务于资本逻辑的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在这一框架下，经济发展被定义为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价值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社会福祉和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尽管马克斯·韦伯、阿马蒂亚·森、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等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导致的人文危机加剧现象，尝试以人文回归的方式进行修正和弥补，但西方人文经济学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资本逻辑的限制，秉持的仍是一种自由主义立场，并未站在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思考人文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有关概念仅能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修辞学”“文化产业经济学”等其他语义上加以阐释。实际上，西方人文经济学并没有放弃“理性经济人”假设，它只是在资本逻辑的前提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导致的人文缺失危机的弥补方案，属于一种“自觉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表达或理论修正。

作为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范式的全新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在逻辑起点、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和现实目标等层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第一，在逻辑起点上，它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重点关注人、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第二，在基本假设上，它突破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反对将人简单视为生产要素，从“文化的人”而非“物化的人”出发，突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归属。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它继承并发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系统把握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经济与文化等一系列重大辩证关系，使经济学研究融入浓厚的人文关怀，更好契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第四，在现实目标上，它反对西方传统经济范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本逻辑，致力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文基础与价值方向。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及其多向度、多样化需求，在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这一理论范式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研究树立了鲜明的人文精神。

（二）破除现代化发展的“人文悖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深刻变革，现代化涉及社会结构、观念体系和物质基础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接续性和全球性革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与工业化，虽然实现了资本积累和物质财富增长，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人文价值式微、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方面特征，不仅体现了现代化的共同属性，又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共同属性表现为物的现代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则体现在人的现代化对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高度重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实践，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现象，深刻阐明人文价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全面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现实指引和实践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深度契合。第一，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破除了将人简单等同于生产要素的传统认知局限，重新确立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致力于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更加强调机会公平与分配合理，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发展诉求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实现了从物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转变。第三，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也重视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着力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四，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主张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等理念，反对通过破坏生态环境获取短期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总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本思想研究，能够揭示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相互赋能、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为依托人文经济资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可行的实践路径。

（三）增强世界发展的“人文韧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持续上升，地缘经济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体系正面临区域化重组与碎片化重构的双重压力。在现行全球治理架构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执行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础普遍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框架。这种“中心—边缘”型结构的世界体系已难以有效回应不同文明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多样性及其真实需求。正是由于这种单一化的治理逻辑，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现实挑战时暴露出明显的适应能力不足与包容精神缺失，从而成为当代国际秩序持续动荡、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重要根源。基于此，人类社会急需构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全球治理新范式，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结构性局限，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全球性的公平正义。面对这一时代命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演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形成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不同群体和区域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整体局面，蕴含着开放包容、和谐共处、公平正义、多元互鉴等人类发展追求的核心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世界交往理论，继承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强调人类的整体性、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和合共生”的文明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这些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一脉相通，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丰富的人文因素。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以市场均衡为导向的微观分析范式，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力求建立一个支持多元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它主张在尊重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前提下，对全球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以提升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根本追求，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经济政策，倡导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协同，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布局。它强调保障发展中国家获得更为公正的全球化收益分配，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依附地位。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治理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方向。通过倡导与践行这一新型文明范式，全球治理体系将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发展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并非经济学与人文要素的简单整合，而是一个立足中国实践、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内核、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吸收西方经济思想有益成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经济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范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物本逻辑，重点关注人、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经济与文化、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是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理论前提。本文的贡献在于，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本思想的理论渊源。其中，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人民主体思想、人民利益思想和人民解放思想，为人本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思想、富民思想和乐民思想，为人本思想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利益至上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观，为人本思想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从“现实的人”“文化的人”和“全面的人”三个层面，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本思想的内涵要义。其中，“现实的人”摒弃了西方经济学中抽象原子化的个人预设，强调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主体；“文化的人”打破了工具理性对人的狭隘认识，主张人的行为受到情感归属、文化认同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全面的人”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范式局限，将文化变量与人文关怀内生于经济分析框架，为经济学发展贡献了兼具解释力与规范性的新型研究范式；也在现实层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贯穿于物质生产与精神建设的全过程，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既具有普遍启示意义又深植于中国土壤的可行方案，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