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来源：Hu, W., He, C. & Sheng, H.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helps China’s cities pursue glob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in the pandemic er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6).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全球资源并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方式。相比单纯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将投资布局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降低企业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并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然而，城市的企业、大学、人才、资本、市场环境和创新产出如何共同影响海外投资的地理多元化，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认识。
本文基于《金融时报》fDi Markets数据库中的中国绿地海外投资项目，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城市OFDI目的地的地理多元化程度，并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个方面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考察不同创新要素共同推动城市OFDI地理多元化的配置路径。研究发现：（1）不存在能够单独推动OFDI地理多元化的创新要素，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更加重要；（2）疫情明显改变了有效创新生态的构成，疫情前技术创新产出更加重要，疫情后社会经济创新产出和资本投入的重要性上升；（3）大学、市场环境和人力资源在疫情后的作用有所减弱，资本的作用则明显增强；（4）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以及生产制造、营销与售后服务、总部研发等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需要不同的区域创新生态配置。
过去二十余年，中国企业不断扩大海外投资，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投资网络的范围也随之扩展。2003—2019年，开展OFDI活动的城市总体持续增加，海外投资也由早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对于城市而言，企业投资目的地更加多元，不仅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国际化，也有助于企业进入不同市场、获取全球资源并分散单一地区带来的经营风险。
疫情冲击改变了这一趋势。2021年参与OFDI活动的中国城市和目的地国家均有所减少，部分投资联系趋于集中。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海外投资的地区结构也发生变化，对亚洲和北美的投资重要性有所上升。全球价值链受阻、跨境人员流动受限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使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时更加重视风险和投资目的地的稳定性。
图2 疫情暴发前后中国OFDI网络结构
由此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相同的外部冲击，为什么一些城市仍然能够支持企业维持较为广泛的全球投资布局？
现有研究通常从贸易开放、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才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解释OFDI，但城市支持企业“走出去”并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企业需要技术和人才，也需要资本、市场环境与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活动能够生产知识，但这些知识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还取决于企业基础和其他创新资源。区域创新生态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既可能相互补充，也可能相互替代。因此，仅仅考察某一创新因素的独立作用，难以揭示城市全球投资能力的形成过程。
基于此，本文从区域创新生态的整体视角出发，将其划分为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个方面，并进一步细分为企业、高校、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产出和社会经济创新产出等条件。研究利用fsQCA识别不同条件共同形成的有效配置，并重点比较2019年和2021年，以观察疫情前后区域创新生态作用方式的变化。研究同时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生产制造、营销与售后服务和总部研发等不同海外投资活动。
第一，推动城市OFDI地理多元化的关键并不是某一个创新要素，而是不同要素之间形成的有效组合。必要条件分析表明，无论疫情暴发前还是暴发后，企业、高校、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资本以及两类创新产出均不能单独构成实现高水平OFDI地理多元化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拥有更多企业、高校、资本或专利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城市能够支持企业进入更加广泛的海外市场。区域创新生态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不同创新资源能否相互匹配并共同形成支撑企业国际化的条件组合。
第二，疫情显著改变了支撑城市全球投资的创新生态。疫情暴发前，研究识别出4类能够实现较高OFDI地理多元化的路径，而疫情暴发后减少为3类。更重要的是，核心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疫情前，以专利授权数量表征的技术创新产出是所有有效路径中的核心条件，说明在相对稳定的全球化环境下，技术知识和创新成果是企业进入不同海外市场的重要基础。疫情后，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的社会经济创新产出成为所有有效路径的核心条件，资本投入的重要性也明显提高。全球供应链受阻和经营风险增加后，企业海外扩张更加依赖本地经济基础、资金保障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表1 疫情暴发前后高OFDI地理多元化的区域创新生态配置
第三，不同创新要素的作用会随外部环境变化，单纯增加某一种资源并不能保证城市国际化水平提高。疫情暴发后，大学、市场环境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有所减弱，而资本投入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但资本并非越多越好。研究发现，资本既可以出现在高OFDI地理多元化的配置中，也可以成为低多元化配置中的核心条件，说明资本只有与企业、创新产出和其他区域条件形成适当组合，才能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力。高校同样如此。大学是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但知识还需要通过人才流动、企业合作和市场转化才能形成实际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单纯依赖高校并不足以推动海外投资多元化。
第四，不同海外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活动需要差异化的区域创新生态。疫情前，创新产出对于企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具有重要作用。疫情后，两类目的地的差异进一步扩大。面向发达国家的投资仍然更加依赖社会经济创新产出，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企业和资本的重要性明显增强。
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也表现出类似差异。生产制造型投资更加依赖企业和高校等创新主体；营销与售后服务活动更加依赖创新投入和社会经济创新产出；总部研发则存在多种实现路径，一类更加依赖企业和人力资源，另一类可以通过较好的市场环境形成替代。这表明，企业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拓展海外销售网络和布局全球研发中心，对本地创新生态提出的要求并不相同。
本文从区域创新生态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创新与全球投资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通常分别讨论企业、人才、资本和创新产出等因素，本文则进一步表明，影响城市OFDI地理多元化的并不是某一个要素的简单增加，而是不同创新资源之间的组合与匹配。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配置中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因此城市提升国际化能力不能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需要结合自身企业基础、人才资源、资本条件和创新能力形成适合自身的创新生态。
与此同时，疫情前后有效配置的明显变化表明，区域创新生态并不存在长期不变的最优模式。在外部环境较为稳定时，技术创新能够为企业国际扩张提供重要竞争优势；当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后，经济韧性和资本保障的重要性随之提高。因此，城市在促进企业“走出去”时，不仅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还需要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和融资支持，并根据目标市场和海外投资功能制定差异化政策。
本文还将OFDI地理多元化引入城市国际化研究。相比单纯考察海外投资项目数量或投资金额，投资目的地的分散程度能够进一步反映企业全球网络的覆盖范围及其分散地区风险的能力，为理解中国城市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本研究为理解区域创新生态如何塑造中国城市全球投资布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研究成果以“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helps China’s cities pursue glob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in the pandemic era”为题发表于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文伯为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贺灿飞教授为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盛涵天为合作作者。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571199）和德国联邦就业局IAB项目（3929）的支持。
文章来源：实证经济地理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