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士远教授对第九届新经济地理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对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新经济地理专委会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详细介绍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研究成果。中心长期聚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转型，勇于开拓创新，开创了“温州模式”“台州现象”“杭州民营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深入揭示了制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如何塑造区域发展格局与竞争力，与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高度契合，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案例和经验支持。潘士远教授表示，本次研讨会是中心与新经济地理学界的一次深度交融，希望大会能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成为连接新经济地理学前沿研究与区域发展实践的重要平台，推动学术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曾道智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科学、国际贸易与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问题。他代表新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浙江大学同仁为本次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曾教授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国际经贸摩擦和全球科技竞争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新经济地理学不仅为理解区域经济与贸易运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工具，也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差距、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次研讨会汇聚了众多顶尖学者，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分享成果、碰撞智慧的宝贵平台。他倡导与会学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问题，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为解决全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供更多有效的方案和策略。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教授作题为《以新质生产力范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主旨发言。他指出，现代化不仅是生产、消费与交换方式的演变，更是人类社会价值目标与生产力范式的深刻转型。从“两型社会”到“生态文明”，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发展理念实现了跨越式飞跃。他提出，当代社会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谓“新质生产力范式”，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更强调知识、学习与文化的引领，应当兼具绿色化、智能化与韧性化特征，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引擎。他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既为提升社会智能水平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资源消耗与不确定性风险，必须以“生态AI”为导向推动绿色化转型。最后，他呼吁学界持续拓展研究视野，积极探索空间品质视角下的新经济地理学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

本次研讨会设置了四个专题发言分论坛，专题发言环节交流深入、成果颇丰。学者们围绕众多前沿热点展开探讨，涵盖棚改政策对政府供地、城市空间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创新结构变化的影响；还涉及政策调控下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线上贸易利得区域分配格局、数字技术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同时，对贸易限制与企业创新、绿色数字基建与城市碳排放效率、市场一体化和收入结构对就业与区域格局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交流，在思想碰撞中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拓展了新维度。

复旦大学李志远教授作题为“贸易是否能够降低国际冲突？——基于航空运输发展的识别研究”的报告。他提出，航空运输的发展改变了国别间贸易可达性，从而为研究贸易对冲突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识别思路。基于冲突数据库与全球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表明，航空运输发展显著促进了依赖空运产品的国家间贸易往来，进而降低了军事冲突的概率。该效应在中等技术密集度产品、中间品贸易以及同一大洲内国家之间更为显著。李志远指出，这一结果支持了贸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和平化效应”的观点，也提示不同产品结构与运输方式依赖程度会影响贸易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机制。

武汉大学傅十和教授围绕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的主旨报告关注跨区域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与政策评估。研究表明，2008年起香港与广东签署的合作协议有效降低了跨界空气污染。在风从广东吹向香港的时段，香港空气中的PM2.5和PM10显著下降，估计降幅约为8%至2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一效果主要源自跨界输入污染物的减少，而非香港本地治理的结果。粗略的成本收益分析显示，香港的财政支出远低于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健康与生产率收益。傅十和指出，该案例启示跨界污染治理需降低谈判成本、完善共同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方能实现上游与下游的协同减排。

日本中央大学国际经营学部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新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曾道智作题为《产品质量管控研究》的主旨发言。他指出，质量监管是保障市场有效运行与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环节。他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和内生质量选择的可解析模型，通过比较自由放任状态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系统分析了质量差异化可能引发的资源配置扭曲。当提升质量的成本下降或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增强时，市场扭曲程度往往加剧。在政策效应方面，他提出了“水涨船高”效应：一旦最低质量标准实施，所有在产企业都会主动提高产品质量水平。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度的质量监管不仅能够纠正市场失灵，还能在低生产率企业占比较大或消费者对差异化需求较强时显著提升整体福利。曾教授强调，这一研究为理解产品质量管控的经济学逻辑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质量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