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员。
当代城市复杂系统治理面临“抗解性”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治理过程呈现深度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的交织，人们对此缺乏终极解决方案，甚至每种应对策略都可能引发新的难题，从而使传统规划与控制手段难以有效应对。深刻认识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是理解和塑造韧性城市的关键。现有城市治理及韧性城市研究存在零散化、碎片化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城市治理“抗解性”的系统认知和科学应对。而韧性城市的本质则在于为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当前亟需审视、规划、建设基于“抗解性”应对的韧性城市新范式，以“系统思维”与“平急转换”推动韧性城市的系统性塑造，实现治理情境与实践路径的匹配和兼容。
现代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城市系统持续演化、风险问题日益增多，加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潜在威胁，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加强。由于经济、社会、技术与环境等多维领域问题的交织互动，城市治理呈现出因果关系模糊、动态演化难以预测以及多元主体间利益冲突频发等特性。近年来，在这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情境下，传统的规划与控制手段已难以适应，城市治理逐渐呈现出“抗解性”特征，即在深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治理过程受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影响，缺乏终极解决方案，每种应对策略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和挑战。这要求城市治理方法从线性和静态模式向动态、灵活和韧性的方向转变，以有效应对复杂风险和新兴技术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
作为新兴的城市治理理念，韧性城市的核心价值在于应对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其本质在于通过动态适应和系统优化，不断调整并优化城市系统以应对深度不确定和复杂风险。现有城市治理及韧性城市研究存在零散化、不系统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城市治理抗解性的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缺少对构建与抗解性相匹配的韧性城市治理理论框架的关注。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忽视了城市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通常具有多维且高度复杂的特征，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系统的深度耦合，这一视角容易导致“就风险谈风险”或采用单一维度的应对策略，从而难以系统应对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挑战。在实践中，尽管韧性城市理念的提出为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在城市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尤其是如何与抗解性理论相结合的实施路径尚不明确，缺乏一个基于抗解性特征的通用框架，韧性城市建设依然存在“技治主义”倾向并试图寻找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应对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是理解和塑造韧性城市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抗解性视角，构建与其特征相契合的韧性城市理论框架，以深化韧性城市的理论逻辑，并为实践应用提供系统指导。具体而言，就是要基于城市治理的抗解性特征，从理念范式、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应对城市治理抗解性本质要求的韧性城市建设，以期构建韧性城市应对抗解性的新范式，为应对城市治理的复杂挑战提供科学路径，推动城市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并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一）城市治理的简单性、复杂性与抗解性
在高速城镇化和人口集聚的背景下，城市治理除传统的线性、简单、确定性模式之外，日益面临复杂性与深度不确定性带来的抗解性问题，如何高效识别、分析并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具体说来，以往的城市治理多基于确定性环境，因果关系明确，涉及主体简单，可通过固定规则或技术手段解决治理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城市治理的多因素耦合特征日益凸显，呈现出多重利益冲突和动态演化的特性，最终导致抗解性问题的产生。城市治理的抗解性不仅涉及复杂系统内部的管理优化与外部风险的有效应对，还贯穿于时间维度上的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涵盖知识维度上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协同，逻辑维度上城市风险的识别、监测、分析和科学决策，经济维度上的资源分配与效益优化，空间维度上的功能布局与区域协调，以及社会维度上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诉求与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合作治理必要性。以上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织、相互耦合、环环相扣，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出新的城市难题，形成了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复杂化的有机整体，使城市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源于主体、环境和行为等维度的深度复杂化。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增加了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的复杂程度，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目标和诉求上的差异使决策过程更加困难。这类因深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织而产生，且涉及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的问题，已成为复杂性科学与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其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包括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带来的未知风险等，这些因素使得城市系统的未来发展路径难以预测。再次，治理决策本身具有显著的模糊性和动态性，问题的定义、因果关系和解决路径通常存在多种可能性，治理方案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化甚至再生成，原有的应对策略可能失效或引发次生问题。
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还源于治理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动态性。不确定性体现在未来城市风险与发展路径的不可预测性，模糊性体现在城市问题的定义、因果关系以及解决路径上存在多种可能解释，动态性则体现在城市治理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化与再生成的复杂规律。此外，从抗解性的其他维度来看，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还可以被理解为“繁杂性”与“庞杂性”的综合，系统运行规律的不可控性加剧，导致部分问题呈现“无解”状态。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涉及多个领域，贯穿社会多元化、制度复杂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等核心维度。例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为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以及环境、经济和社会议题的交织，问题复杂且模糊；在生态系统领域体现为生态系统的固有复杂性及跨越不同空间、时间和治理尺度的不可预见后果；在气候变化治理中涉及知识碎片化、行业和组织的分裂；在灾害与危机管理中涉及时间紧迫性、权威缺失、责任混淆等特征。不仅如此，这些现象同样贯穿于社会公平与福祉、公共政策、战略管理等领域，突显了抗解性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这一系列特征表明，抗解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深深嵌入城市治理的多重维度之中，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应对这种深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引发的多维度风险与问题。
从简单性到复杂性，再到抗解性，城市治理的难度和挑战不断提升，深刻认识城市治理面临的抗解性特征是理解韧性城市的关键。简单性问题和治理通常由单一问题驱动，因果关系明确，依赖固定规则或技术手段即可解决；复杂性问题和治理则涉及多因素耦合，需要系统化分析与协作治理；抗解性问题和治理则因其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使得传统的解决方案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带来次生问题。在多维复杂性与深度不确定性交织的城市治理情境下，基于技术理性范式的传统线性治理方法在应对抗解性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通常依赖静态规划、分割管理和单一目标导向的治理模式，无法适应城市复杂问题的动态演化特性，也难以协调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冲突。而复杂适应系统虽然能够克服传统理性主义忽视个体主动性、适应性和学习积累等因素，并将“从简单到复杂”视为城市复杂适应场景中的基本特征，但对因主体冲突、价值分歧及治理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抗解性问题关注不足。作为理论转向与实践革新，韧性城市理念的兴起为城市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具适应能力的范式，不仅强调对城市系统运行规律的整体性认知，更尝试通过多学科交叉视角揭示复杂问题的生成机制与解决路径。与简单治理、复杂治理都不同，韧性城市理念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线性治理的确定性假设，倡导一种更加灵活、协作与持续优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能够在深度不确定性和多元利益诉求下实现系统性应对。
综上所述，城市治理问题正从复杂性演化为抗解性，其带来的核心挑战在于多元利益冲突、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交织下，治理方案难以找到最优解，甚至可能引发次生问题。相比于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城市治理的多系统耦合及复杂性特征展开，抗解性视角深化了城市治理的复杂主体关系和治理问题属性，强调治理过程中因多元利益冲突、制度惯性及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不可解性和次生问题风险。当多系统耦合的复杂性与多元利益冲突、价值分歧及制度僵化相结合时，治理问题将从复杂性向抗解性演化，即不仅难以找到最优解，甚至任何单一的治理策略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如表1所示）。
（二）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情境”
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决定韧性城市没有“万灵药”或“普天下皆准”的治理模式。韧性城市需要摒弃线性思维和“一刀切”模式，综合分析并明确策略属性与适用情境，从而更高效地应对抗解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类型学分析为城市治理的情境划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工具。类型学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不同策略的属性及适用场景，有助于明晰韧性城市治理的适用范围、治理重点以及协同关系，从而为多样化抗解性问题构建系统化、层次化的应对策略，提供清晰的实践框架和指导。
具体来说，可以以“平急转换”和“主体复杂性”作为城市治理情境的划分维度。一方面，在城市治理中，治理事务常面临动态变化的议题场景，尤其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常态问题可能迅速演变为急迫问题，而随着问题逐渐缓解，急迫问题又会回归为常规议题。鉴于这种变化，有学者提出了“转换态”的概念，即介于常态与急迫之间的复杂、动态状态。在韧性城市建设中，平急转换是核心考量因素，城市治理需要能够根据常态和危机情境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以确保治理策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实现有效风险应对。另一方面，城市治理中的问题并非单一维度的问题，部分问题涉及多个主体的复杂协同，另一些则是由单一主体主导的线性问题，城市治理的有效性要求依据问题的属性和情境，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抗解性范式的韧性城市与以往简单城市治理范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急转换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基于以上两个维度，可以将城市治理情境划分为四个类型（见图1）。
情境Ⅰ为单一主体在常态问题下的精简治理情境。该情境下，单一主体的治理通常集中于日常事务与常规管理，其主要特征是问题性质明确、因果关系简单，且责任主体集中，能够通过既定的规范流程实现治理目标。此类治理情境的核心在于稳定性和高效率，治理行为通常以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和精细化的执行方式为基础，强调以规则为导向，确保常规事务的平稳运行。典型情境包括市政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管理等，这些问题责任清晰，治理目标单一且易于量化。在这种情境下，政府是主要责任主体，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技术手段提升效率，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需求，并通过稳定的执行机制实现动态优化，确保治理措施能够始终适应实际需求。
情境Ⅱ为单一主体在急迫问题下的刚性治理情境。该情境下，因时间压力大、问题复杂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故而需要快速决策和高效执行。治理主体通常以政府或单一机构为主，通过集权化的管理模式整合资源，快速应对危机。其目标在于通过迅速的行动遏制危机蔓延，并最大程度降低事件对社会的冲击。例如，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等情境中，治理行为通常以应急响应为主，权责明确，强调指令的快速传递和执行效率。应急治理过程中，需保证措施的迅速执行和社会认可，同时注重在跨规模、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协作中协调利益关系。通过精简流程与利益协调，破除维持现有体系的物质性、关系性和规范性因素，实现决策响应提速与跨域协同增效，推动治理模式的整体转型。危机过后，及时总结与反思，通过多阶段学习机制优化应急预案和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未来面对类似事件时的应对能力。
情境Ⅲ和情境Ⅳ为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情境，是韧性城市治理的核心领域。其区别于前两类情境的关键在于，治理不再是单一主体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涉及多主体、多利益方的复杂博弈，并且治理问题本身可能不断演化，表现出更高的不确定性、动态性和价值冲突。情境Ⅲ对应常态问题的多主体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与协调，其问题多为多领域交叉问题，治理的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多方诉求、推动资源整合与利益均衡。其核心特征在于，尽管问题本身处于常态，但因主体的多样性，治理目标往往难以统一，协调成本较高。例如，在城市交通治理、生态保护政策制定等领域，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乃至公众共同参与，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治理方案。情境Ⅳ则集中于急迫问题的多主体治理，涉及跨部门、跨领域的高效协作与联合行动，通常需要面对复杂的危机情境，其核心难点在于如何快速形成协作合力并在资源受限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例如，大规模极端气候灾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应对，并在信息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高效决策。这一情境要求治理主体具备极强的统筹能力，并且能够在常态与急迫问题之间迅速转换，确保治理模式能够适应动态变化的情境需求。
从复杂性到抗解性，治理的挑战不断加剧，情境Ⅲ和情境Ⅳ正是这一进阶过程的集中体现。情境Ⅰ和情境Ⅱ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但问题的边界、主体的责任划分仍相对较为清晰，而情境Ⅲ和情境Ⅳ中问题的动态性、主体的多样性、价值的分歧性使得治理难度大幅提升，单一治理逻辑难以奏效。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情境反映了当前城市治理的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与治理手段的模糊性等问题，要求在主体协同和问题应对上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
韧性城市以复杂性科学、适应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等理论为基础，为应对抗解性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理论视角和实践逻辑。相较于以往依赖固定方案和机械思维的线性治理方式，韧性城市理论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城市问题的高度动态复杂特性，为应对抗解性问题提供科学路径和理论支撑。构建面向抗解性的韧性城市理论框架，首先需要明确抗解性在城市治理场景中的具体体现。抗解性源于深度不确定性、复杂性条件、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交织的治理难题。在城市治理中，这一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治理目标的不确定性：城市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维度，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的利益相关者容易缺乏统一共识，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频繁调整甚至陷入僵局；其二，政策执行的复杂性：治理行动往往受限于既有制度框架和技术路径，面对突发事件或长期趋势变化，决策惯性和路径依赖可能加剧治理困境，难以灵活适应新环境；其三，治理效能的不稳定性：在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生态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单一治理方案难以全面应对复杂问题，而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引发利益重组和次生矛盾，使得短期有效的措施在长期演化中失去作用，甚至造成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韧性城市建设应对城市抗解性问题的理论依据，源于复杂性科学、适应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其核心特质在于能够通过系统性和动态性视角，破解复杂性与深度不确定性交织的治理难题。作为应对深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重要工具，韧性城市理论已成为城市治理领域的核心研究方向。其关键要点在于确保城市在面临外部冲击或其他复杂环境时，能够抵抗、恢复并重新组织以维持核心功能，涵盖长期适应与系统转型，以在未来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灵活应对和可持续发展。韧性城市理论框架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物理和制度五个维度：自然韧性强调生态系统在遭受冲击后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经济韧性体现为经济系统在面对危机时维持活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韧性聚焦社会群体在危机中的适应与恢复；物理韧性则指城市基础设施在灾害中的承受能力与快速恢复能力；制度韧性关注治理体系在动态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响应能力。相较于传统治理模式依赖单一方案解决问题的局限，韧性城市理论强调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持续培养适应能力，构建灵活应对机制。例如，有学者指出港口免受恶劣天气事件的影响是一个抗解性问题，港口韧性包括港口在长期破坏性恶劣天气变化中维持正常运营和性能的能力，需要在港口管理中通过减少运营中断的负面影响与缩短其持续时间，实现系统性的韧性优化。在医疗领域中，为解决医师职业倦怠、道德创伤等抗解性难题，需要多方协作，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参与制定策略，包括有效的领导、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促进工作与生活融合的灵活性以及提供资源以增强适应力。
韧性城市应对城市治理抗解性的实现逻辑，根植于系统思维、动态调整和持续学习等治理框架，其根本目标并非寻求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方案”，而是通过灵活有效的治理手段，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策略，逐步培养适应复杂系统变化的能力。韧性城市理论通过重新定义问题与解决的任务，为应对城市治理抗解性提供了独特的路径。其中，关键在于将抗解性视为系统运行的常态，而非不可控的威胁。通过接受不确定性并主动适应复杂环境，韧性理论推动了治理思维的转型，引导人们调整对治理目标的预期，不再试图完全控制复杂系统的动态变化，而是通过适应性策略实现持续优化。例如，在一个极其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和缺乏稳定性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韧性理论为多标量动力学建模提供了基础，帮助模拟气候变化带来的复杂动态，为政策设计和执行提供科学支持。韧性治理强调有效的适应性治理，倡导从静态规制转向动态适应，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韧性的生成机制和优化路径，以实现长期治理的目标。动态适应性政策路径作为重要工具，通过持续监测、反馈与优化，推动城市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自我学习与改进，形成循环增强的治理能力。
韧性城市应对城市复杂系统治理抗解性的核心机制在于构建反馈机制、自我优化和多主体多部门协同，以主体的动态适应能力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城市治理抗解性因时间维度的长期和持续，无法通过一次性解决方案彻底消除，韧性城市的解决方案意义在于，不仅被动适应外部冲击，更通过压力激发各主体潜能，实现长期功能优化与整体适应力提升。这种“反脆弱性”路径强调，城市系统在外部扰动中通过学习与调整，在恢复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能达到更高的韧性水平。这一机制尤其适用于深度不确定性下的复杂问题，如跨越空间、时间和治理层级的政策干预，其后果虽难以完全预见，但通过灵活调整与转换，可在不确定性中实现治理的动态平衡。多维领域与多个部门间的协同有助于城市复杂系统治理的抗解性应对。例如，城市治理涉及经济、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协调，较易引发不同主体利益冲突和资源配置低效，需要突破传统的技术理性和部门化的线性机制，以多主体、跨部门的适应性理念来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韧性城市需要引入系统思维与多主体动态适应性治理框架，以多维度、多尺度、多主体的交互实现平衡调整，将抗解性转化为增强韧性的契机，通过持续学习与自我强化，推动城市在长期发展中实现更高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为未来城市治理提供全新范式。
在应对抗解性问题时，韧性城市的治理路径应摒弃线性思维和“技术化”的模式，转而采用更动态和更系统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在于针对抗解性特征，通过系统思维与平急转换的双重路径，增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协同能力和动态优化能力，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使治理体系在面对多元主体冲突、深度不确定性和动态环境演化时，仍能保持韧性与有效性。其具体实践路径在于：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和沟通平台以促进信息共享与决策共识，注重组织再造与流程重构以增强各部门间的协作效能，提升各方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变能力和协同能力。此外，韧性城市的路径应具备情境兼容性，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灵活选择适应的治理模式。例如，在处理常态问题时，重点应放在精简治理、资源优化和提高效率上，而在急迫问题情境下，则应依靠快速响应、应急机制和资源调度。总体而言，为应对抗解性情境下主体复杂性以及常态问题与急迫问题间转换的不确定性，核心路径在于加强系统思维和平急转换，进而提升城市韧性水平（见图3）。
（一）以系统思维提升城市韧性
在抗解性情境中，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为多层级、多主体的动态交互，治理决策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还受到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博弈的制约。因此，系统思维的核心在于从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的视角出发，构建跨领域、多尺度、多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适应抗解性问题的特征。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
具体来看，部门协作机制是破解抗解性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交织的情境时，单一部门的孤立行动或单维度的政策干预往往难以奏效，而协作治理通过多部门决策、制度契合和适应性管理，推动跨领域、跨层级的治理体系建设，避免问题过度简化或复杂化。此外，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解决抗解性问题需要形成新的思维模式和组织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包括多部门协同决策、建立能够跨越行政边界的管理制度、实施适应性管理、将自然资本纳入市场体系，以及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等，以此凝聚社会共识，为解决抗解性问题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实践路径。
同时，系统思维要求突破治理主体的传统职责边界，引导组织体系的变革，以适应复杂性环境下的治理需求。在韧性城市建设中，治理主体不能仅限于政府，而是需要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合作机制，使不同主体在应对抗解性问题时形成合力。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数据平台若仅由政府主导，往往因管理层级多重、数据壁垒严重而削弱治理效果。而通过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基础设施，联合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能够提升信息流通效率和政策响应能力，增强城市系统对不确定冲击的整体适应性与恢复力，真正实现数据驱动下的动态协同治理。
此外，系统思维的实践路径还包括技术和主体赋能。现代技术环境下的韧性城市建设，必须重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全面提升城市在复杂情境下的适应能力与治理效能。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提出要“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承受适应能力强、恢复速度快的韧性城市”。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地理空间制图等技术可以在实时数据支持、精准预测和资源高效分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动态管理与长效治理提供强大支撑。在制定气候适应政策时，决策者可以利用模拟模型分析可能的政策后果，降低政策目标过于理想化的风险，提升政策的弹性与适应性，增强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在组织和主体赋能过程中，推动不同治理主体的合作与组织学习，通过智慧化公共服务将城市居民纳入数字治理网络，形成更加高效的协同治理模式，在强化党组织的核心地位的同时，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形成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二）以平急转换提升城市韧性
平急转换的核心在于确保治理体系在常态与急迫问题之间实现灵活、高效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应对抗解性问题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在抗解性情境中，问题的演化往往呈现非线性特征，常态与急迫状态并非固定区分，而是相互转换的连续体。例如，城市交通拥堵在常规情况下是一个长期治理问题，但在极端天气或重大活动期间，可能迅速演变为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干预。这种“转换态”要求治理模式具备动态适应能力，使城市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资源调度、责任调整和管理优化，以适应突变环境。
平急转换的核心首先在于有序的集体行动与高效的社会动员。韧性城市中的危机应对依赖于社会资源的迅速动员与一定规范约束下的集体行动，没有规范约束的集体行动容易导致混乱与无序。因此，需要确保在危机时刻社会能够有效调动内部资源应对挑战，打破传统管理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扩大跨部门和跨领域协作的广度与深度，实现多方力量的有效耦合。集体行动不仅涉及对物理资源的动员，还涵盖知识传播、信息流通和决策权的下沉，以确保社区在应急情境中能够迅速响应。社会动员作为韧性城市建设的关键要素，是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和危机的基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危机中，韧性城市需要具备自组织、自发展和自恢复的能力，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带动全社会形成积极的韧性文化，提升城市治理的应对能力和恢复力。韧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社会资源的禀赋和多方力量的参与，只有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才能在危机中快速调动社会力量，保障城市治理的韧性。
平急转换还需从资源要素与制度保障能力入手，构建具备平急转换特性的支撑机制，实现制度设计与资源调配的动态协同。一方面，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出台平急两用项目在不同情境下的分类指引与政策支持，统筹推进常态运行与应急管理功能融合的城市设施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加快编制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技术导则，在城市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明确各类设施在不同情境下的运作模式、转换机制与保障要求，确保不同情境下资源供给的及时性与连续性。与此同时，还需加强资源要素本身的储备与调度能力，从财政资金、物资装备到人力资源，建立专门的平急两用资源库，并依据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和响应时效等参数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根据风险敏感区域和关键节点，提前部署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包括应急水源、备用电力系统、临时医疗设施与运输保障车辆等，提高资源的可获取性与快速动员能力。此外，应强化资源的动态监测与评估能力，构建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撑的资源调度系统，实现对关键物资、应急力量、基础设施状态等的实时掌握、预测预警与智能调配。通过资源基础与制度体系的保障，使平急转换转化为常态治理能力的一部分，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平急转换还涉及治理组织能力的重塑。韧性城市的核心在于构建动态适应的治理模式，而非仅依赖传统的科层管理体系。需要强化组织能力、引入创新技术以及优化治理流程，构建动态适应的治理模式，从而高效应对抗解性问题。在治理实践中，以技术官僚解决方案、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增量调整等路径并行发挥作用，系统性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技术、制度和流程的协同优化，形成具有动态适应能力的治理模式，既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的抗解性问题，又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持续的治理保障。在韧性城市管理中，可以采用多循环学习框架，引入变革性适应思维，在不确定条件下提升城市系统的恢复能力，并从根本上优化城市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以适应多重冲击和长期挑战。
综上所述，系统思维和平急转换作为应对抗解性问题的两大核心路径，分别从治理体系的整体适应能力与应急与常态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两个层面，构建了更具韧性的城市治理框架。系统思维强调跨领域协同、主体联动和技术赋能，使城市治理能够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动态优化；平急转换强调治理模式的灵活调整，以确保城市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应对问题的动态演化。这两大路径的结合，使韧性城市在面对深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主体博弈的抗解性问题时，能够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实现更高水平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现代城市治理所面临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本研究围绕如何通过构建韧性城市来有效应对城市治理的抗解性，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框架。韧性城市建设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确定性规划的局限，以系统性思维应对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治理抗解性难题，通过增强协作性与适应性，推动城市系统的自我优化与持续提升。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城市应将抗解性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冲突性和模糊性视为发展与治理的常态，而非潜在威胁，从而在抗解性中寻找应对之道，并从系统结构优化、治理能力提升与多元协作推进等方面构建韧性城市，推动城市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长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城市治理的抗解性确立为现代城市复杂环境应对与发展的核心议题，并将动态变化、反馈机制与协作创新作为韧性城市建设的关键理念，为理解城市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与治理路径提供理论支撑。韧性城市理论在应对城市治理抗解性中展现出独特的适用性，通过整合复杂性科学与不确定性理论，为破解城市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困境提供了全新视角与创新思路。该理论框架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抗解性问题内在本质及其治理逻辑的认识，也为复杂系统条件下的政策设计、风险管理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在实践层面，韧性城市理论为应对城市治理抗解性提供了科学路径和操作框架，强调通过加强系统思维和平急转换，在深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实现系统的灵敏调整与优化。面对气候变化、快速城镇化和社会多样性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多维复杂性与动态变化挑战，韧性城市治理模式为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城市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适应，实现从单一目标治理到多维协作的转型。通过治理范式的转变，城市治理能够从单一目标导向转向多维协同治理，在复杂环境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风险的综合治理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为应对抗解性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韧性城市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化其在复杂性与抗解性问题治理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具体而言，应探索韧性城市理论在多元场景中的适用性，包括气候变化应对、社会公平治理、基础设施韧性提升以及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等领域，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整合推动韧性理念向实际应用的转化。同时，理论研究需进一步精细化韧性治理的核心机制，围绕动态适应、协同治理和反馈优化等关键维度，构建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框架。政策制定者应以韧性城市建设为契机，将抗解性问题的核心特征全面融入城市治理的全生命周期，着力提升各治理主体的动态适应能力与系统协同能力。韧性城市的发展应将抗解性问题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转化为治理创新的动力，通过持续优化治理路径，增强城市系统的自我调适能力与长效发展水平，从而为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韧性提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原文刊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5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