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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体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思想的继承、中国特色区域经济思想的发展、西方经典区域科学理论的兼收并蓄，更是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深刻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构建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本质上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进而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确立主体性、掌握主动权。这对于增强理论自信、引领全球区域发展理论研究话语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建构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中国拥有超大人口规模优势，国土资源丰富而人均资源有限，城乡区域发展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各经济区域的制度创新与改革探索，中国区域经济的地域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开放性也越发明显。因此，建构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更好地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奇迹，指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脉络、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逻辑，从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实现机制等方面，建构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历史演进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在欧美国家，区域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50年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新兴学科，随后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学科内容不断充实、实践案例渐次累积，逐步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可以相应地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分为萌芽、起步、发展与成熟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研究生产力平衡布局为主的阶段（1949—1977年）。改革开放前，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借鉴苏联经验，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和地域生产综合体问题，提出要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布局生产力，工业尽可能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等观点，但系统全面的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第二阶段是以研究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为主的阶段（1978—199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此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亟须研究如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区域经济研究者积极引入了西方区域经济相关理论，如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区位竞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吸收借鉴了“增长极”等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探讨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中国区域经济研究者还结合中国经验衍生发展出了梯度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等。在研究方法上重点引入和发展了重力模型、区域投入产出、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等区域定量分析技术，并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地理信息分析技术对区域问题展开研究。这一阶段的部分区域政策研究成果为国家确立沿海开放战略以及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支撑。

第三阶段是以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的阶段（2000—2011年）。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焦点由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转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开始接轨国际前沿。在理论上重点引入和发展了新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等，在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及可视化相结合的方式，引入空间复杂科学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现象、总结中国区域发展规律，为国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阶段是以研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的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区域经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上，一方面积极总结吸收包括新经济地理学、创新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国内外学术界前沿成果，结合中国实践尝试对相关理论进行发展与创新，如探讨以人才和创新区位为关注重点的新空间经济学等；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发展实践，开展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等研究。在区域分析方法上，进一步拓展与丰富了空间复杂科学分析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同时广泛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手段，构建更精细化、个体化和大尺度的区域经济模型，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从多区域、多领域向集成式和动态化发展的态势演进。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借鉴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学者提出的区域经济理论大都隐含着特定的假定前提和制度背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区域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思想、中国特色区域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在充分吸收“因地制宜”思想、“中庸”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广泛借鉴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不断夯实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思想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了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即“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提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分工与合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工业和商业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思想，即“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三是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化是一定时期内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结合城乡发展差距的基本事实，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

（二）中国特色区域经济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坚持以构筑国家安全为主线，形成了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施改革开放伟大决策，逐步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践行“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理念。二是实施改革开放，重视发挥市场调控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战略实施层面，“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三是“先富带后富”和“共同富裕”构想。邓小平同志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四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邓小平同志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旨在优先将东部地区打造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继而以区域分工、产业合作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在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均明确要求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胡锦涛同志强调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包含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一是明确了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二是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三是强调区域战略之间的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四是完善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四）对经典区域经济理论的借鉴

一是区位理论。区位理论揭示了价格和成本在空间中的演变规律，为厂商在特定空间进行生产活动布局以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区位选择行为提供科学解释。其中，经典区位理论主要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等，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微观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研究生产力布局、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等议题时，同样借鉴了经典区位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和空间均衡的前提下，坚持市场化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市场主体的利润最大化。

二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早期的区域经济学家秉持自然禀赋是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一要素的观点，例如在胡佛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禀赋异质性（包括自然条件的异质性、资源的稀缺性）是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土地肥沃度、气候条件、水文条件等自然禀赋因素往往是农业、畜牧业等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扩大，对要素投入的需求量也随之扩大，由此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这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形式，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在企业内部通过规模化要素投入形成规模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一般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为马歇尔外部性，是指基于产业内专业化在特定地区形成集聚所带来的成本下降、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第二种为雅各布斯外部性，即多样化经济，是指基于产业多样化、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等带来的互补性技术和知识溢出，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扩张，在空间上形成了以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塑造了块状、带状等多种类型的集聚经济格局。而针对解决产业多样化集聚带来环境污染等城市负外部性问题及边际收益下降等问题，催生了引入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创新要素的内生增长理论。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的概念，库克在1992年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学界普遍认同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模式，逐渐形成了区域创新的理论研究。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 ·豪伊特进一步解释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莫基尔从“有用知识”的持续积累与传播视角切入，认为“有用知识”分为命题性知识（科学理论）和规范性知识（实践应用），二者结合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时，秉持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基本观点，强调协同发挥禀赋优势、集聚经济、创新驱动的区域发展动能作用，以因地制宜布局生产力，达到实现区域经济更好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三是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将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规律。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建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D—S分析框架，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基础。1991年克鲁格曼在D—S框架下构建了核心—边缘（CP）模型，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三个方面解释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的动力机制，新经济地理学由此诞生。1999年以来，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与安东尼·维纳布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将地理空间成功引入主流经济学范式，逐步构筑起了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也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学在推进微观主体布局与福利、集聚经济与效率、区域协调与空间均衡、城市体系与结构优化、空间量化计算等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兴领域。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内在机理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是制度层面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层面上注重统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目标层面上遵循增长、协调、高质量递进路径，动力层面上历经禀赋驱动、集聚驱动、创新驱动转型，实施层面上依靠市场化、全球化、地方化、一体化机制。

（一）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中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二）关系层面：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始终注重统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的多维度平衡。在统筹效率与公平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思想充分反映了区域经济要优先追求效率，而“先富带后富”的发展理念同样体现着中国区域经济要重视公平和均衡；当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差距扩大态势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成为指导区域发展实践的主线，而这种协调蕴含着经济、社会、生态、城乡等各个维度协调的思想。在兼顾发展与安全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有机整体。区域安全包括区域经济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社会安全以及非传统区域安全（数据、网络安全等）。例如“三线”建设的生产力布局主要考虑了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国家安全等因素，体现了区域发展战略要兼顾发展和安全。同时，区域发展为经济社会运行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与安全韧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必将更加稳定，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保障也更加有力。

（三）目标层面：增长—协调—高质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过程，归纳表现为实现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三大目标。经济增长一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中体现在某个地区GDP的变化上。对一个地区依靠什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等议题的研究总结，就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每个地区内部产业、人口等规模和结构的差异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异，进而带来区域间分工和合作关系的问题。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出发，通过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构建内部均衡、外部有序、统筹联动的协调发展格局就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对中国各地区要构建何种发展模式、实现何种发展的研究总结，就形成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随着区域发展的深入推进，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统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的调控作用，必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兼顾区域经济创新发展、均衡协调、生态文明、开放共享、安全韧性等多个维度发展规律的研究总结，就催生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

（四）动力层面：禀赋驱动、集聚驱动和创新驱动

自然资源和条件、集聚经济、科技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由此形成了禀赋驱动、集聚驱动和创新驱动三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具体来看，首先，禀赋驱动塑造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初始状态。气候、土地、交通等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基本条件，由此形成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基础和地区比较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塑造了早期格局。这种模式下，资源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为主要产业，基本特征是低水平增长，总体表现为相对分散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次，集聚驱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和空间集中。这种模式下，市场因素对要素和产业在特定地区聚集的作用更加突出，通过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机制，特定地区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的非均衡发展格局。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导产业，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最后，创新是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针对集聚驱动模式带来要素价格大幅上升等负外部性，各地区普遍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提升技术水平来获得竞争新优势。创新驱动以人才、技术、知识为核心驱动力，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是主导产业，受人才和技术区位的影响将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网络化协调联动的经济发展格局。

（五）实施层面：市场化、全球化、地方化、一体化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统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市场化、全球化、地方化、一体化，即“四化”实施机制。第一，市场化机制可激发经济活动主体积极性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辅助作用”“基础性作用”再向“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力，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第二，全球化机制将区域资源配置的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全球。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引进和优化配置人才、资金、技术，鼓励国内经营主体广泛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有效地推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与布局。通过对接国际化标准和科技创新，更好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话语权。第三，地方化机制有效发挥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积极性。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地方发展诉求、自主权和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地区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形成了多元化、协调化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第四，一体化主要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近年来，国家统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关工作，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各地区在市场准入、市场设施联通、要素统筹配置和协调供应等方面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有力支撑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机理可以概括为制度层面的一个遵循、关系层面的两个统筹、目标层面的三大目标、动力层面的三大驱动力和实施层面的“四化”机制（见图1）。

四、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关系及其调控与治理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相较于一般性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国区域经济学更加关注中国区域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包括经济活动的静态空间分布、动态空间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充分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式本土化理论原创性特征。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遵循“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路径，形成了包括“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的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见图2）。其中，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成果，主要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内涵、影响因素、动力机制、实现路径等内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是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关系等实践基础上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阐释，主要研究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渊源、概念内涵、实现机制等内容；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新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对中国区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开放和更加公平发展的理论阐释，主要研究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运行逻辑、实现机制等内容。

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进和形成过程主要遵循三个方面。从空间跨度看，遵循“单区域—多区域—全域”外向扩展逻辑。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更多关注特定区域上的问题，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更多关注多区域间的关系阐释，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则既包括特定区域，也包括多个区域的协调关系，更加突出了整体性和全局性。从实践内容看，遵循“单维的经济增长—多维的区域协调—全维的高质量发展”的演进逻辑。立足客观现实，从主要考虑经济增长到进一步考虑区域关系平衡协调，再到全面统筹经济增长、社会民生、生态绿色、开放共享、安全韧性，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更加趋向纵深化、体系化发展。从制度基础看，其形成演进始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科学理论阐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核心命题。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作为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核心内涵和主要内容。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它是以区域经济增长一般理论和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思想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实践中形成，用来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和规律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从三个维度阐释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和主要动能。这三个维度的因素分别是表征区域特有的先天因素和条件的禀赋类因素、表征能够促进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聚集的集聚类因素、表征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作用于技术进步的创新类因素。这三类因素也构成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理论阐释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即市场化、全球化、地方化、一体化机制。

二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它是以中国特色区际关系和区域发展实践为基础，科学总结区域发展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研究化解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问题的路径。区域协调发展涵盖区域差距缩小、区域产业分工合理化、区域调控科学合理性等诸多方面。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内核是研究如何缩小区域差距，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三个方面，应从战略统筹、空间联通、功能互补和民生保障等维度明确协调发展具体目标，以更加有效的协同发展新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三是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总结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重大实践经验及其内在规律，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创性区域发展理论学说。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以及发展和安全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协同共进。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是对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规律的学理回应，是中国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方向

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业已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持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应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规律和新特征，不断拓展其作为原创性理论成果的深度和广度，更好指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

第一，深化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和机制的理论研究。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仅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来拉动，更要通过要素结构优化、集聚和创新来综合拉动。而如何发挥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前沿科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是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特别是在面临科技加速创新、全球产业加速焕新的经济发展新趋势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应该更加关注研究如何利用本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区域间产业分工和创新合作，全面构建顺应全球产业科技发展新趋势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要持续深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四化”机制，重点研究各个地区如何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实现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地增长。

第二，深化关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顶层设计和实现路径的理论研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就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统筹政策、贸易、要素、空间、制度五个维度不断深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研究。一是深化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研究，加强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生态治理、创新驱动、公共服务与城镇体系等领域战略统筹实施和规划衔接机制研究，注重研究各类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和统筹作用。二是加强贸易与市场一体化研究，聚焦消除行政性贸易壁垒、推动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效畅通的区域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与服务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三是深化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研究，重点探索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机制、高层次人才流动与共享机制，同时应强化跨行政区合作、区域利益分享等保障类机制的研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强化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研究，围绕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增强各地区功能的互补性。五是探索更加有力有效推进地区间分工合作、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深入构建保障各项区域协调政策有效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三，深化关于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机制的理论研究。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加强其实现机制的理论研究极为必要。一是应注重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理论研究。深入研究政府在统筹全国生产力布局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中央—地方”纵向管理体系对区域发展的指导作用，研究构建纵向指令和横向协作的政府间网络化联动机制，促进区域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协调。二是应注重充分发挥有效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理论研究。研究市场对大数据等新型要素、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配置机制，研究设计知识产权评估交易、科技资源跨区域共享机制等。三是深化完善区域高质量发展保障机制的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地区在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加强对各地区支撑作用的统筹布局研究。探索建立统筹长期和短期、宏观和微观、全域与局域、快变量和慢变量等多维关系的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